需要注意的是，红二、四方面军也经历了长征，其他红军部队也进行了机动转移。

1933年，蒋介石计划调动近100万兵力对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对于这次“围剿”，蒋十分重视，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

第一，因为前四次“围剿”都失败了，蒋介石也吸取了教训。在策划更大规模的“围剿”时，他向美国、德国等欧美国家大量借款，购买大量军火，武装或补充参加“围剿”的部队。

二是聘请军事顾问，如已退休的德国国防军总司令塞克特，不仅研究针对根据地和红军的战争策略和作战计划，还协助蒋介石的作战指挥。

三是在庐山设立军官训练团，专门对参战军官进行军政训练。

四是制定和安排“围剿”的总纲和行动计划。1933年6月，在德国军事顾问的策划下，最终确定了“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和“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堡垒战术”等军事政治战略。

第五，加紧“围剿”的军事、政治和物质后勤准备。自中原大战以来，蒋介石陆续向南方调兵。

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军事部署是:直接动用50万兵力进攻，其中顾指挥33个师3个旅位于北线，陈指挥11个师1个旅位于南线，河津部9个师3个旅位于西线，蔡廷锴指挥6个师2个旅位于东线，形成四面包围中央苏区之势。

经过精心准备，1933年9月25日，北线蒋介石向利川发起进攻，第五次反围剿正式开始。与前四次“围剿”不同的是，这次蒋军改变了战术，不再直来直去。战略上采取“堡垒主义，步步为营”，战术上依靠兵力和火力优势，建而进，建而再进...

蒋介石从苏区边缘开始，一步步向苏区中心推进。部队每次攻占第一条线，都会停下来建立掩体封锁，巩固后再攻击下一个预设的封锁。就这样，从苏区一步步向中心靠拢。

蒋介石精心准备，调动重兵，改变战术，准备一战到底，想一举消灭红军。

当时在红军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左倾教条，毛主席被剥夺了指挥权。红军在错误路线的领导下，放弃了运动战的特长，拒绝了前四次反“围剿”的正确方针和作战原则，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采取阵地战和正规战，广泛修筑碉堡，与优势敌人进行阵地防御战。

红军在兵力、装备、后勤保障等方面明显处于劣势。当时这种战斗消耗型的打法，被说是“乞丐与龙族王子比宝藏。”

不可思议的是，红军的这种“堡垒对堡垒”战术，也是由一位德国军事顾问，即莫斯科派往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提出的。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实际上是两个德国军事顾问之间的战术对抗。只是红军更进了一步。李德是直接指挥红军，而不是协助指挥。

这种战术的结果可想而知。在错误的战略战术下，红军虽然英勇作战，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仍无力改变被动局面。第五次反“围剿”这一年，红军打仗越来越少，根据地越来越小。

到1934年下半年，中央苏区的范围从30多个县逐渐缩小到只有瑞金、会昌、杜愚、兴国等8个县。在这个狭小的区域内，红军已经完全丧失了机动性，人员、武器、粮食等物资基本枯竭，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转移到苏区以外的地方成了唯一的选择。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领导红一、三、五、八、九军团等红军主力和直属队，准备战略转移到外围。10月17日，红军前锋红1军团2师4团渡过杜愚河，标志着伟大长征的开始。

当时战略转移的目的地是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建立新的根据地。所以红军在转移之初就是“大搬家”，能带的物资都带了，行军速度很慢。在蒋介石设下的第四道封锁线，即湘江战役中，敌人封锁战线，进行拦截，红军损失惨重，从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人减少到三万多人。

此时蒋介石已发现红军有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的企图，紧急抽调重兵沿路伏击。如果我们不改变计划，红军就有崩溃的危险。危急关头，毛主席敦促他放弃原定计划，向贵州前进，以摆脱优势敌人，争取战略主动。12月18日，中央在黎平召开会议，接受毛主席的建议，决定西进贵州。

这样，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轨迹发生了重大变化。谁能想到这一变就是二万五千里，从江西、福建出发，经广东、湖南、贵州、广西、云南、四川、西康、甘肃、陕西，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沿途经过11个省，历时367天。

好在1935年1月15-17日，遵义会议召开，领导指挥机构改组。毛主席回到了红军的指挥所。此后，红军突破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翻越终年积雪的崇山峻岭，克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穿过荒芜的草原，终于胜利到达陕北。

鲜为人知的是，一开始并没有“长征”这个词。当时中央对这次行动没有明确的提法，文件中使用了“西征”、“远征”或“转移”等字眼。“长征”一词最早是由朱德总司令在1935年5月的一次讲话和一份通知中使用的。1935年8月5日，中央在毛尔盖会议决议中首次以“长征”命名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远征。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全部结束长征，在甘肃会宁静宁胜利会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