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随着三星堆的不断“创新”，成都平原的考古发现再次让世界惊叹。但萦绕在人们心头的谜团更加扑朔迷离。

三星堆人是谁？

在弄清楚这个问题之前，我先简单梳理和解读一下最新考古发掘的主要成果:

首先，三星堆一共发掘了八个祭祀坑(准确的说是器物坑)。除1号坑和2号坑早在1986年就已发掘外，其余6个坑都是2021年以来新发现并陆续发掘的。

根据碳14测定，祭祀坑的年代数据为公元前1131年至公元前1012年，这是一个时间间隔。

这是由于碳14测年技术的限制，往往会有几十年左右的误差，但可以肯定的是时间框架属于商代末期和周初，三星堆很多祭祀坑的埋葬年代是一样的。

但祭祀坑的埋藏年代并不意味着三星堆文化和器物也是在殷商晚期铸造的。

其实成都平原的考古文化很明确，包括宝墩文化(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三星堆-金沙文化(相当于夏商)、十二桥文化(相当于西周至春秋)。

其中三星堆文化一期的上限不超过二里头文化二期(夏文化)，因为二里头二期的典型酒器——陶琪是在三星堆文化早期遗存中出土的。

从新石器时代到二里头文化时期，陶琪教在中原地区有一个清晰的演变，但它是在成都平原突然出现的。因此，陶琪一定是从中原传到成都平原的。

据此，考古学家推断三星堆文化的时间框架为二里头文化二期(公元前1680-1610年)至西周初年。

也就是说，三星堆人在器物坑中埋藏大量金、铜、象牙之前，三星堆文明已经存在了近500年，与商代的持续时间高度一致。

其次，无论是6月14日成功从坑中取出的龟背形网格状器物，还是此前已经出土的大量象牙、金器和各种错综复杂的青铜器，在同时期的中原地区都极为罕见。据此，很多人认为三星堆文化是“西莱胡”甚至外星人创造的。

其实这是对三星堆文化的误解。著名考古学家徐洪教授曾说:“人们看三星堆一些青铜器的形状会觉得奇怪，因为我们的视野比较狭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超出我们现有认知范围的东西。”

事实上，三星堆文化出土的陶器可以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成都宝墩文化中找到，而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是通过铅同位素比值来确定的。

发现所用铜矿与江西新干商代墓葬的青铜器有非常明显的渊源，与长江中下游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地的古代冶炼矿一致，特别是出土的铜像、铜缸是典型的殷商器物。

至于三星堆在中原发现大量稀有金器，是因为蜀国地处对外贸易的序位，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

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并不少见。如在文帝的母亲伯太后墓中发现了大量中原罕见的金器，带有明显的草原风格。原因是文帝和他的母亲曾经长期生活在与草原接壤的一代国家。

三星堆八坑出土的文物基本都是破碎破损的，很多文物在下葬前都已经被撞烧过。

为什么会有这么玄乎的操作？

有人推测，三星堆的八个器物坑是三星堆被毁后“侵略者”蓄意破坏的产物，并非三星堆人的祭祀行为。

然而，这种推测并不符合实际的考古发现。三星堆八坑象牙层和青铜层的排列呈现出一定的规律，破坏后不随意丢弃和掩埋。此外，三星堆遗址没有发现暴力和军事战争的痕迹。

事实上，三星堆人对这些国宝的处理并没有超出现有的认知范畴。《尔雅·石天》中记载:“祭天即焚柴，祭地即葬，祭风即葬”，无论是烧、砸、埋，都符合当时的祭祀仪式。

但是，如果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三星堆，会发现几个奇怪的巧合:

第一个巧合:如上所述，三星堆祭祀坑的埋葬年代是一致的，断代范围是公元前1131年到公元前1012年，这正好是商朝灭亡的时间框架。

也许有朋友会问，商朝不是在公元前1046年就灭亡了吗，怎么可能和三星堆祭祀坑的埋葬年代高度一致呢？

事实上，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报告中明确提到，中外学者对武王的尚可年2000多年来得出44个结论，大致可分为长、中、短三类，即公元前1127-1070年、公元前1070-1030年、公元前1030-1018年。

断代工程专家组之所以把公元前1046年定为武王经商之年，是因为这一年是最有条件的一年，所以是首选。

但是，如果把三星堆祭祀坑的埋葬时间间隔(公元前1131-1012年)和商朝灭亡的时间间隔(公元前1127-1018年)看成两条正态曲线，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两者高度一致。

第二个巧合:在三星堆文化分布区，除了已经发现的三星堆祭祀坑外，其他地方很少发现青铜器，这意味着三星堆人在商朝灭亡的时间节点，将多年积累的国宝全部埋葬。

如果说当时蜀国有很强的祭祀习俗，那么三星堆人在500年的文明史中没有举行过一次祭祀。为什么他们在商朝灭亡之际举行如此大规模的祭祀活动，所有的象牙、青铜器、权杖都是一次性打碎、焚烧、掩埋的？

第三个巧合:成都平原经历了宝墩文化(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三星堆-金沙文化(相当于夏商时期)、十二桥文化(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等发展阶段。

其中，在三星堆宝墩文化之前和十二桥文化之后，成都平原上星罗棋布着城市和聚落，而在三星堆文化时期，成都平原上并没有见到二、三级多层次的聚落。

不仅如此，三星堆文化之后，成都平原的祭祀遗存全部消失，甚至三星堆人的太阳崇拜信仰也没有传承下来。三星堆文化像一个楔子，插在成都平原两大考古文化之间，打乱了原有的发展脉络。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杜教授就大胆设想，“三星堆二期文化很可能是夏末商初迁入成都的夏遗民与当地土著结合创造的新文物。”

1993年出版的《三星堆文化》一书也认为三星堆文化分为四期，其中新石器时代晚期第一期文化的祖先是四川盆地的土著人。考古发现还表明，成都平原出现二里头文化(夏文化)是在三星堆文化二期。

此后，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三星堆出土文化越来越证实了上述猜想。

三星堆出土了一件典型的夏文化器物——牙掌。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在形制上也有所改进和发展，出现了铜牙张和牙张形金箔。

要知道，夏朝灭亡后，牙张就进入了衰落期。在整个商文化圈，牙掌被改造成其他器皿使用。只是在三星堆，牙掌成为祭祀用的兵器，与商文化圈以鼎为重器的做法完全不同。

根据对三星堆出土青铜人物的统计，发现祭祀坑出土的人物由辫发和辫发两个群落组成，比例为8:2，即辫发占多数。然而，在所有代表宗教仪式场所的组合铜像中，它们都丢失了。

这说明他们虽然是少数群体，却垄断了宗教祭祀领域。在青铜器象征国力和财富的时代，几乎垄断了三星堆所有的上层资源。

因此，青铜器、金器、玉器、象牙、海贝等大型珍贵国宝可以从容地用于宗教活动，甚至象征世俗权力的权杖也可以埋入地下。

这一发现也支持了三星堆文化是外来群体和当地土著群体共同创造的猜想，而这个外来群体就是被商朝赶走的夏人。

在殷墟甲骨文中，“伐蜀”、“达蜀”等词频繁出现。甲骨文中的“蜀”字虽然有20多种写法，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穆”字，描绘了三星堆独特的竖形形象。

当攻打周时，“蜀”也加入了联盟。商朝灭亡后不久，三星堆人(蜀人)不仅举行了盛大的祭祀仪式，埋葬了几乎所有的国宝，还举家搬迁。

虽然我们不知道商朝灭亡后三星堆人内部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迁徙，但正是在商朝灭亡后，三星堆丰富的祭祀文化突然消失了。

后来西周初年的弓鱼国，虽然也出土了与三星堆金杖上“鱼状”花纹相同的器物，但早已演变成完全世俗的权力国家。

显然，由夏遗民和蜀国居民共同建立的三星堆文明，在经过大割据之后，掌管神权的发达集团退出了统治阶级，统治社会的不再是神权。

而是世俗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把几乎所有的国宝都埋在祭祀坑里，似乎是对群体祖先最后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