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条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的对角线，一端在东北的黑河，另一端在西南的云南腾冲。

它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边是东南半部人口密集，地势平坦，雨量充沛，分布着中国90%以上的人口。另一边是广袤而人烟稀少的西部河山，崎岖的地形，恶劣的气候，书写着中国崎岖而悠远的历史。

当时它的发现者在画出这条人口密度的分界线后惊呼:“人口数量如此悬殊！”

我们可以在各种地图中找到这条线的影子。“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中，东部铁路纵横交错，西北铁路一枝独秀；在中国的夜光地图中，东南沿海的星星闪烁，西方的灯光暗淡；在全国高校分布图中，东部名校如神仙打架，西部学校三三两两，人才流失严重...

因其发现者的名字，人们称这条线为“胡焕庸线”，也叫“爱辉(今黑河)-腾冲线”。在人定胜天的今天，这条命运线依然主导着中国东西部人口分布的大趋势，像一堵无形的巨墙一样顽强屹立，难以攻破。

01.数量上的悬殊如此之大。

1935年，地理学家胡焕庸学成归来，投身于人口地理学研究。

那是国难之际，作为竺可桢的弟子和左膀右臂，年轻的胡焕庸一直写作。他越来越痛惜祖国陷入战乱，希望能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

在画了胡焕庸线的《中国人口分布》一文的最后，他表达了自己的感受:“我很遗憾，日本人入侵后，那些跟随伪满洲国独立的人，他们的土地在别人的控制之下，已经被他们的邻居侵略了三四年，日本人一天天在推进。不知道日本什么时候能回到故国……”

就是在这部杰作中，34岁的胡焕庸苦心绘制了中国第一张人口密度图。

由于当时对空之间的数据缺乏精确的计算，他只能手工收集数据，一个一个地挖掘出全国各县的人口数据。在一张地图上，每个黑点代表1万人，用4万多个黑点代替全国4.58亿人，并根据各地人口进行标注。

当这张辛辛苦苦绘制的地图呈现在眼前时，胡焕勇大为激动。第一眼，他就发现了一条神秘的对角线:

本文从黑龙江爱辉出发，尝试向西南方向做一条直线，直到云南腾冲，分为东南和西北两部分。那么东南地区约占全国总面积的36%；西北地区约占全国总面积的64%。但东南部人口分布为4.4亿，约占总人口的96%；西北人口只有1800万，约占全国总人口的4%。

腾冲和爱辉(现黑河市)是中国西南和东北边陲的两座城市。

云南省腾冲是西南丝绸之路通往外界的前沿驿站。位于横断山脉南端，高黎贡山南段西侧。也是亚欧板块和印度板块的交汇处，以大规模的火山和地热资源而闻名。

阿明王朝的旅行家徐霞客把云南作为行程的最后一站，来到了西南边陲的腾冲，这也是他西行最偏远的地方。徒步漫游了当地的山林之后，他写了几万字的游记，感觉这个城市“西方一无所有”。

与腾冲相隔万里的黑龙江省黑河市，古称爱辉。是中俄边境的重要城市，位于大兴安岭东端。历史上曾是山野之地，被苏神、漠红、石维等东北民族狩猎采摘。

如果把这两个普通城市作为两点，连成一条直线，那么揭示中国人口分布规律的就是胡焕庸线。1935年，胡焕庸发现，中国96%的人口密集分布在占总面积约36%的东南土地上，而占总面积64%的西北地区，人口仅占4%。

到了2000年的千年之交，胡先生已经去世，胡焕庸线依然强大，一边人口密集，一边人烟稀少。根据当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东南地区的一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94.1%，而西北地区的人口占总人口的5.9%，这与胡焕庸当初的统计结果惊人地相似。

后来专家发现，这条斜穿中国的人口分布线也与半湿润半干旱地区的分界线、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地貌分界线、农牧交错带高度重合。

胡焕庸线东南以平原、水网、丘陵、喀斯特、丹霞地貌为主，自古以农耕为经济基础。线西北是草原、沙漠、雪域高原的世界，大多属于游牧民族。

与胡焕庸同时期的中国学者提出了许多打破这条线的思想，其中最著名的是“移民实境”。

有学者提出，应该把一部分人口迁到人口稀少的新疆和西藏。这也是为了保卫边疆。例如，陈在《中国人口论》中说“我国93%以上的人口居住在18个省”，“不积极的移民不能丰富内地人民的生活，也不能保证满蒙回到西藏的广大领土”。

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中国多次试图越过胡焕庸线，进行人口迁移。比如新中国成立后，生产建设兵团开荒，高校搬迁，50年代知识青年下乡，60年代中西部“三线建设”，再比如世纪初的西部大开发。但胡焕庸线保持稳定。

几年前，因为稳定，胡焕庸线成为质数级问题，再次引发各界讨论。也由于其重要性，入选“中国地理百年大发现”，在这份由地理学界评选出的权威榜单中，仅次于“珠峰调查”。

02.千年是一条线。

在遥远的古代，中国的先民可能已经发现了东南西北截然不同的生存环境。

在“共工怒不可及周围山”的童话里，共工和颛顼争夺皇位，引发了一场大战。赢得民心的颛顼获胜，后来成为五帝之一。共工失败后，义愤填膺，用头猛撞支撑天地的大山，导致突变和塌方。

面对东西方山川的差异，古人想象不出颓山的画面:“天斜西北，日月星辰动；地不满东南，水尘归。”

事实上，胡焕庸线有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至少在宋元以前，这种无形的线是找不到的。

根据专家的研究，在过去的两千年里，中国人口分布的重心发生了多次变化。最初人口密集分布在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中下游地区。

公元2年，中国的人口中心仍在河南，其中心在张茂火车站附近(在河南省三门峡市)。这个时期是王莽走向权力巅峰的西汉末年。

这位善于笼络人心的权臣动了做皇帝的野心，但当他代替汉室朝廷时，天下发生了叛乱。他死后被叛军毁坏并肢解。汉家后裔刘秀在起义军中脱颖而出，建立了东汉王朝。

此后，经过多次战争，人口重心向东南转移，几乎每次乱世，人口重心都会转移。东汉末年，经过黄巾起义和董卓叛乱，人口重心一度进入淮河流域。唐末，在安史之乱后的藩镇政府混乱中，人口重心移至湖北省。元朝末年，人口重心大致在今天的安徽省，当地起义军揭竿而起，最终推翻元朝，也是安徽人。

战争只是人口迁移的因素之一，就像疾风骤雨，来的快去的也快。比如隋朝统一后，西晋时期从永嘉南迁的一些人也迁回北方。

关中宗族的京兆韦伯斯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大家族在永嘉南渡后属于南北阵营，出了很多名臣。南梁名臣魏锐和北周重臣魏孝宽都出自京兆韦氏。

在隋朝即将统一南北的时候，南迁的魏锐后裔丁薇作为陈楠的使节多次北上，与隋文帝谈笑风生。他见陈朝灭亡在即，变卖了所有家当，说:“江东王已尽，我当葬于长安。“之后，我跑到长安，投奔隋朝。在隋文帝的干预下，丁薇带领人民迁往关中，魏两家回到长安。

一般认为气候造成的降水差异勾勒出了胡焕庸线的雏形。

13世纪以后，中国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即半干旱和半湿润地区的分界线，与胡焕庸线重合。

近年来有一种说法叫“投资比不过南宋”。胡焕庸线东南侧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地区，曾属于南宋的疆域，胡焕庸线的形成时间大约在南宋时期，与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南渡以来，我国东南城市的崛起密切相关，也隐藏着气候的变化。

南宋时期，即1230-1260年，中国发生了一次气候突变，与国际公认的中世纪暖期结束时间一致。中科院科技政策研究所王政通过古降水变化推断胡焕庸线形成时间为1240年代。

气候已经悄悄地影响了历史。蒙古人在干旱寒冷的草原上崛起，足迹遍布欧亚。

1240年，宋理宗出兵，前几年与蒙古人合谋灭了晋国，报仇之后沉迷于嗜钱如命的奢侈生活。这时，宋蒙战争已经开始；成吉思汗的后代继续率军前往欧洲，并夺取了波兰和俄罗斯的大片领土。术赤之子巴斗征服了基辅，摧毁了这个辉煌的首都。

此外，胡焕庸线以西以高原山地为主，干旱、寒冷、山地、沙漠、黄土等不利因素自古以来就严重制约着人口增长。

蒙古铁骑与南宋军队对峙了半个世纪，才从湖北重镇襄阳找到突破口，顺流而下吞并了南宋。但当时的蒙元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胡焕庸线以西的青藏高原。如果不是当时吐蕃政权的割据，蒙古军队很难深入高原。

即使强如蒙元，也不得不抛开军事战术，对藏人采取绥靖政策。西藏高僧八思巴率众归附蒙元后，曾见忽必烈说:“吐蕃只是一个偏僻之地，地狭人困。请不要摊派士兵。”于是，元世祖忽必烈拜八思巴为师，将郑玄书院定为治藏机构，主管全国佛事，统辖吐蕃(今西藏)军政，加强了对地广人稀、路途遥远的青藏高原的统治。

到了明代，一些学者发现了东南西北的环境差异和人口分布格局。

明末“潮七贤”之一的郭曾把这种地理现象描述为“东南满人，西北满土”。如果不是后来在战争中为南明而死，他可能会提前几百年再画一条“胡焕庸线”。

农业与人口增长密切相关。在气候和地形的制约下，胡焕庸线也以一系列的“巧合”证明了它的牢不可破。这条斜穿山西、陕西、内蒙古的线，不仅分割了农牧交错带，也成为全国玉米种植带的西北边界。

明清时期，玉米、红薯、马铃薯等农作物在大航海时代的大潮中传入中国，为后来的人口爆炸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食物动力。

历史学家葛在《中国人口发展史》中说:“明代人口高峰接近两亿。”另一位学者何炳弟考证，近代清朝光年间，中国人口已增至4.3亿。民以食为天，广泛种植的外国作物功不可没。

来自美国的玉米首先在“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山区生根发芽，然后越过南岭，随福建移民进入江西，再传入湖南。明末清初战争结束后，清廷正式发布了山区开垦的禁令。玉米沿闽赣湖广地区传播，进入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甚至突破长城，传播到内蒙古和东北地区。

玉米作为东部居民的主食，已经到了餐桌上，却难以越过胡焕庸线。这种耐寒高产的粮食在西部的高原沙漠还没有大面积种植。因此，有人把胡焕庸线称为“适合人类生存的区域边界”。

除了天时地利人和。清朝对东北解禁，完成了胡焕庸线的最后一搏。1644年，满清贵族入关后，原本下令禁止汉人进入满洲“龙兴地”耕种。

为了执行禁令，清廷不惜重金，在东北修筑了1000多公里的围栏，称为“柳条边”。康熙在位时，规定去长白山禁地捉蛤、水獭、蜂蜜、人参，首领鞭笞两个月，鞭笞一百。

近代以后，清朝对东北的封锁导致当地人口稀薄，却为日俄占领东北提供了机会。于是，清朝开始实行“移民实边”政策，撤回东北三将军，设立东北三省，即奉天、吉林、黑龙江，允许民众出山海关，移民东北。一些勇敢的关员以此为生，奔赴肥沃的黑土地，与虎狼争食，徜徉在满是宝藏的深山里，最后定居下来，史称“去东方”。

据统计，1893年，东北三省人口约600万，到1930年，东北人口已达3008.68万。至此，一条斜穿中国的胡焕庸线，东密西疏，默默地屹立在中华大地上。

03.突破胡焕庸线？

有学者用一个词来形容胡焕庸的路线，那就是“倔强的健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南地区经济崛起，人口迁移呈现“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趋势。胡焕庸线两侧人口比例基本稳定，变化不大。从1990-2014年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东南半部的常住人口比例保持在93.43%-93.78%之间，而中国西北半部的常住人口比例为6.22%-6.57%。

相应的，2014年东南半部GDP占全国GDP的94.18%，西北半部占5.82%。在胡焕庸线的东侧，一直掌握着全国90%以上的人口和经济。

低生育、高流动、老龄化成为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的新常态。根据今年公布的“七年计划”数据，胡焕庸线显示出另一种惊人的稳定性。

长期以来，大量人口持续向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中心城市或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大都市区聚集。随着东部人口的增加，胡焕庸线似乎有了一点变化，但进一步向东南下垂。

多数学者认为，没有气候变化，很难突破胡焕庸线，即使气候突变，西部地形的制约依然存在。对此，曾与胡焕庸共事的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终身教授桂世勋相当乐观。

桂世勋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在他看来，胡老先生画胡焕庸线的时候，全国90%以上是农村人口，主要产业是农业，受自然环境因素影响严重。现在，二三产业的发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资源的建设，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

过去两年，西方数字经济的兴起为他的观点提供了证据。电子商务、物流等新兴行业越过胡焕庸线，落户西部城市。数据显示，2014-2018年期间，东西部物流到达时间差缩小了9.25%，新疆阿克苏、西藏日喀则等数十个西部城市也实现了“货物一日送达”。

桂世勋认为，到2050年，西北墙的人口比例上升到总人口的10%以上还是有可能的。

但是，打破自然规律，擅自越过胡焕庸线，也带来了深刻的教训。

几年前，中国科学院通过卫星遥感评估了中国西部12个省区的土地承载力，发现西部1/5的土地超载。过度开垦、放牧和伐木带来暂时的利益，但也导致山西、陕西和内蒙古的土地退化。

陕北榆林，经历了从“沙进民退”到“人进民退”的艰辛历程。榆林在历史上曾是塞外明珠，也是大夏都城通宛城所在地。榆林的毛乌素沙漠作为电影《时间的灰烬》的外景地而广为人知，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里并不是天然的沙漠，而是曾经的绿色牧场。

由于常年过度开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榆林大部分田地被沙尘暴侵袭，已成为“沙漠之城”。

为了从沙漠中夺回田地，当地人民开始了漫长的绿化工程，植树育苗几十年，防风固沙，如今860万亩流动沙区被染成了绿色，将陕西省的绿色版图向北推进了400多公里。榆林在经历了逆天的破坏后，实现了人征服自然的复苏，也为克服西北地区的恶劣环境提供了成功的案例。

1984年，80岁的胡焕庸又写了一篇关于人口分布的文章，说:

平衡应该是指人口与经济的平衡，人口与生态的平衡；合理性也应该是指资源的合理开发和生态的合理安排，而不是说各地的人口密度必须一样才能均衡合理...在研究人口和移民时，不能忘记地理现实和生态环境；空谈平衡，谈理性，会导致人口与生态的失衡，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时过境迁，胡焕庸路线至今未断。东南的情况是地狭人稠，西北是地广人稀，和昨天一样。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与研究组预测，未来30年，中国至少有5亿人要搬迁。是否有打破胡焕庸路线的可能，无法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