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五反“围剿”失败后，中央苏区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陈毅、项英、瞿秋白、何叔衡、邓子恢等中央重要领导人留守，成立中央分局。同时还有主力红24师、江西八个独立团和闽西等地方部队，共计一万六千余人。

当时陈毅受伤了。他的胯部在一次指挥战斗中被弹片击中，粉碎性骨折。他刚刚做完手术，还没有康复。但国民党仍投入巨资继续包围中央苏区，对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留在苏区空的部队活动范围越来越小。1934年11月，苏区最后一个县会昌被围。根据中央指示，陈毅、项英决定兵分九路突围，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开辟革命根据地。

但国民党采取了笼子和碉堡措施，在可以通行的路口和村庄设置了检查站和岗哨。第九路突围部队遭到国民党疯狂拦截追击，损失严重。再加上陈毅、项英最后的突围部队失去了电台，无法与其他突围部队联系，导致突围部队孤军奋战，有的被围，有的被打散。中央分局三大领导之一的何昌率领的两个旅突围不久就遭到敌人伏击，随后误入敌人包围圈。兵力分散，何昌身负重伤，无法行走。被捕前，他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29岁的生命。

面对这一危急形势，陈毅、项英决定重新集结自己的突围部队，化整为零，分散突围。陈毅说:“这个时候，只有八仙能渡海大显神通。我们可以一个个冲出去。”

后来大部分突围的战士都躲在赣南、粤北、闽西交界处的深山老林里，晚上出去进行游击战。陈毅和项英在尤山、眉山等原始森林中艰苦战斗了三年。

陈毅的《赣南游击词》就是这个阶段写的，共十二首。他借用白居易《忆江南》的词牌曲调，描写了战士们在赣南、粤北山区的“野蛮”生活和长期游击战争的场景。语言简单，但形象生动。士兵们艰苦生活、危机四伏的画面，随时充满了危险。

我们选了一些诗来了解生活环境有多危险，生活条件有多艰苦，革命意志有多坚定。

“天快亮了，队员们会早早醒来。夏天衣服露在外面还是很冷，知了在树间唧唧喳喳。长满了杂草。”

“这将是中午，饥饿会像鼓一样响。粮食已经堵了三个月了，袋子里的米还能数。野菜和开水。”

起初，进入山区的游击队还有余粮，在山上生火做饭，晚上搭起棚子睡觉。后来饭吃完了，我就偷偷下山去附近的人家养些干粮。敌人得知游击队被遣散去筹粮，就加紧了对山区的围剿。粤军余汉谋部负责围剿赣粤边界的游击队。他们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增加了对这一地区的围剿频率，同时还采取了封村不准移民的政策，强行让住在山下的人搬走，剥夺游击队的粮食，组织小分队不定期搜山。

山上的游击队没有群众的粮食供应，处境十分困难。南方油山海高，气候温差大，经常下雨。队员们害怕敌队在山里发现踪迹，不敢睡在棚子里。他们晚上暂时在树下休息。单薄的衣服经常被露水和雨水浸湿，有时遇上大雨，都湿透得像落汤鸡，冻得瑟瑟发抖。

他们没有食物供应，只能在山里找野果野菜。南部山区的气候没有北部山区那么明朗，到处都是野果。玩家经常找不到饿肚子的东西吃。他们也不敢生火，怕火暴露，只好生吃。

这两个字形象地表达了游击队饥寒交迫的困境。

“夕阳西下，集合会议兵机。交通早晨没有消息，手指的回归迟迟没有结果。马上行动。”

“别开玩笑了，小声点。森林之外难免有无敌奸细。我上次咳嗽发泄我的军机。整改应该有罪。”

在山区游击作战时，没有无线电台，所以陈毅和项英利用交通警察向山下传递消息，与其他游击区取得联系，指挥作战。但粤军和维和总队侦查严密，一不小心就有被捕牺牲的危险。最大的危险是叛变的危险。所以，只要出城交通不能按期返回，山上的部队就会立即转移。

陈毅、项英在北山指挥游击期间，曾派员与参谋长龚楚联系，突破部队。谁知道，龚楚在突破失败后叛逃，并成了叛徒。在得知陈和项在北山后，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骗过了下山的交警。幸好吴少华发现情况不对，及时向山上发出信号，指挥机关立即行动，从而避免了重大损失。

这件事以后，山上的指挥机关暴露了，敌人肯定要来消灭。所以部队行军要更加隐秘，夜间在密林中行军，规定不准备大声说话，低声耳语，压低声音，咳嗽时甚至捂住嘴，怕传出的声音被敌人发现。后来陈毅把这些归纳为“秘密原则”和“行军规则”，可见当时的游击形势是多么艰难。

“满山抄，草木枯。在敌人屠杀空之前，人民是比较叛逆的。请再交兵。”

尽管敌人采取了移民封村、村民坐在一起等极端措施，但仍未能阻止山区游击队的发展壮大，尤其是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往往使敌人找不到北。后来敌人投入很大，采取抄山包围的政策。他们通过烧山、伐木、烧房、杀人，疯狂屠杀游击队和革命群众，企图震慑红军和群众。但这种做法遭到了民众的强烈抵制，广大群众纷纷加入游击队的行列，进行更加坚决的游击战。

陈毅、项英领导的南方游击队，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坚持信念和坚定意志，以革命乐观主义和大无畏的革命勇气，进行了长达三年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为配合中央大远征，发展红军力量，建立革命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